• 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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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为经济服务,一定要把金融体制的改革作为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而金融改革中,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是一体化的,应该融汇打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26日在2015年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如果没有汇率、利率机制更大跨度的改革,我们良好的目标做起来,代价也是很大的。”

在谈到金融改革推动的风险和困难时,周其仁表示,这是由于人们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对改革推进以后的收益估计偏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前发言权大的人正是要负责任的:一旦改革出现问题改革者就要负责任,因而这些人很容易变成所谓改革的风险厌恶者,希望不要改得那么快。“但改革推进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体会受益,这一主体现在还没有上场”。周其仁称,经过多年的经验,人们应该看到,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价和成本越来越大。

“我也不敢讲汇率加快改革、利率加快改革就没有风险,但看来看去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周其仁最后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再进一步改革会有对付不了的危险。我的看法就是,另外找一些能对付得了的人来搞啊!”

以下为周其仁发言全文:

谢谢主持人,本来我接到通知是我当主持人,因为正好在上海出差有一个主持机会,结果来了以后变成我发言,我只能就这个题目谈几点理解。

一是,我们一边强调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同时又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关系到底怎么样。我想金融为经济服务什么时候讲都不会错,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创新服务都没有错。问题怎么做到?怎么做好?金融自己的体制如果不进一步改,能不能很好的完成改进工作。

比如给实体经济服务,到底是什么服务?是不是所有的实体经济融资都要给它钱?给一样多?还是是中小企业就要给钱?这样的话,能服务好吗?

所以,如果没有金融体制自己的改革,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我们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出口导向很大程度是跟汇率联系起来的,很大的成就支持了高速度、支持了用工转移,但也带来了过度依赖的弊端。

遇到国际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冲击波就带到国内经济来,汇率机制不灵活就要让央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外汇放在这里没有其他主体来买,其他主体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不是我们理想的汇率,所以就要央行起作用。基础货币大量出去以后,央行要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就要采取对冲的措施,包括极高的、法定的准备金率。这个问题是一串套起来的,如果汇率机制的改革,处在跟全球经济联系的经济体,所谓金融为经济服务很可能里面要打很大的问号。

再看利率的问题,利率机制当然有很多的讨论,但看结果,当时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金融的作用呢?把关了吗?筛选了吗?甄别了吗?那么多地方债务,这些都是储户的钱啊。这些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仅仅说金融为经济服务,一定要把金融体制的改革作为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汇率、利率机制更大跨度的改革,我们良好的目标做起来,代价也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点我对今天讨论问题的了解。

第二点理解,汇率、利率大的范畴就是价格改革,它实际上是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那么,价格改革和别的改革是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挺好,把资本项下、对外开放放到一起,因为没有资本项下、对外开放什么叫做汇率改革、什么叫做价格改革到位?

这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一直在讨论,什么叫做价格改革、什么叫做产权改革。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是不对立的、是一体的。你说什么是价格机制灵活呢?刚才李扬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市场主体有权出价、有权讨价还价,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机制。我手里的东西什么价格卖,你接还是不接,决定于整个供求关系,不是任何人设计,事先演算的,是很多主体争啊、斗啊的结果,前提是这个主体要出来。

金融改革可以说得非常复杂,因为专业性非常强,但本质很简单。本质就是中国所有人,他在中国创造的收入可以放到哪里去呢?如果今天不花,要投资,可以放到哪里呢?反过来市场上任何金融机构看到那里有一块钱,能不能把钱吸引过来。

所以,价格机制、汇率、利率讲到底是财产的权利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家庭、企业,这种主体到底有权干什么事?这就是价格机制的本质。原来讨论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好像是两个改革,现在看来经过这么多年应该融汇打通,价格问题就是产权问题,离开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特别是转让权、契约权,没有市场。

这里就要讨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改呢?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把这个事情解释的蛮清楚了。全球文化和技术进步,很多未来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看得清,可以集中起来做的,但大量事情是看不见的,事先看不清的。那怎么对付呢?

就要分权决策,让更多的主体消化不同的信息、做决定。你说让分权做决定,可能也出错的。你看我们股民是可能出错的,企业也可能出错,投资公司也可能出错的,哪个私人老板都可能出错。但是分散决策错了对全体影响不大,分权主要是分到财产权,就有了制约权。你再胡来,本钱赔完就没了。

一个国家把资源集中起来,是所有人的资源,纠错机制往往不如分权的纠错机制好。所以,我们国家到今天看得清的事情,就是还可以利用所谓的大国效应来做;但对未来看不清的事情,应该更多的利用分权机制。而所谓汇率、利率市场化,它是分权体制的一个表达,我想刚才李扬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的第二点理解,汇率、利率和开放、准入,和其他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一体的。

第三,你看我们金融改革,很多问题讨论了几十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意见,就是做的时候很难、很慢、很不容易。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对改革推进以后的收益估计偏低。这里还有一个误差,因为发言权大的是在现在就要负责任的。现在负责任,他就想一旦改了,出了问题要负责任,就很容易变成所谓改革的风险厌恶者,希望不要改得那么快。但改革推进以后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受益,这个主体现在还没有上场。

我们只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后,发现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价越来越大。你看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拖泥带水的成本也不低啊,再看留下的问题,可能现在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敢讲汇率加快改革、利率加快改革就没有风险,但看来看去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为什么我们开放就对付不了呢?会有风险,但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中国也培养了这么多人,应该说,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如果说现在再讨论,已经讨论了这么多年,现在说2020年前能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基本落下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可能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进一步改革会有对付不了的危险。那我的看法就是,另外找一些能对付得了的人来搞啊!谢谢各位!

来源: 财新网 

出处:http://www.bimba.edu.cn/professor/knowledge_opinion/2015/0629/211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