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国汉学家。1974年至1975年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80年在德国波鸿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1978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1990年成为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汉学教授。担任德国的汉学杂志《中国社会与历史》主编，“柏林中国研究”丛书主编；也是《北大史学》《中国研究》等多本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罗梅君
北大是我在中国的母校
从孩童时期起，罗梅君就有一个遥远的中国梦。从小说家笔下惊险刺激的异国冒险到人类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儒家哲学，从巷闻报端的建国宣言到学者著作中的现代化过程，中国一词抽象而神秘，吸引着罗梅君选择汉学作为大学专业。“我越学中国历史，越读中国资料，就越喜欢深入了解中国方面的知识”。1972年中德建交之后，她申请参加第一批交换学生项目。1974年1月，罗梅君第一次来到中国，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同年9月，她转到北京大学，正式成为历史系的高级进修生。
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日子宁静而充实。在课堂上，罗梅君了解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的哲学原理，并经常与老师进行热烈的讨论；课后，她与中国同学聊天联欢，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通过校方安排的社会活动，她对中国社会现状和近代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于罗梅君而言，燕园一年多的学习生活揭去了对“中国”概念的朦胧面纱。她提到，这段经历“无论是对专业发展还是对我个人的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为我了解中国社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跨越千山万水与北大的初遇是一种缘分，将她和北京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从学者和学生，到国际合作部和图书馆等部门以及院系的同事，他们都在许多方面支持帮助我‘走进大门’，研究中国的发展。”罗梅君这样评价道。
1974至1980年，在罗梅君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北京大学给予了罗梅君诸多帮助。收集完博士论文材料离开之前，她与北大的老师谈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构想，最终也得以落实——1981年，柏林自由大学代表团到北京大学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这也是西德大学与中国大学首次签署合作协议。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德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罗梅君与北京大学也开展了许多合作项目。从1992年开始，她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参加会议或收集资料，每一次都会回到母校。2004年，罗梅君被母校授予客座教授称号。
在柏林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第25年，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标志着北京大学和自由大学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罗梅君被推举担任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她不仅关注汉语教学，同时非常重视组织文化和学术活动，打造了开放日、孔子学院日和柏林科学长夜等品牌活动，向德国民众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受到了广泛欢迎。
2007年，罗梅君被授予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介绍时，特别提到她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这让她感到非常自豪。罗梅君回忆到，“经过北大老师们的培养，经过40年几乎从不间断地到北大的进修访问，才有了（我）今天的学术成就，北大就是我在中国的母校。”
考证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必不可少
罗梅君十分强调考证在汉学研究中的作用。“（汉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这个层次，理论一定要跟实际结合在一起。”“理论如果没有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对于文献和资料的考证，也是没有用的。”而她累累的研究硕果，正是基于她在中国大地上的步步丈量。
1974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开门办学”通知。这时罗梅君正在北京大学学习。当年11月末，包括罗梅君在内的留学生，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两个礼拜的开门办学。在劳动之外，她们聆听了领导关于工厂历史的介绍和老工人的讲述。1920年，第一批北京大学知识分子来到这个工厂，与工人谈话，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1923年，二七工厂的共产党小组领导工人参加了第一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现的革命性和牺牲精神深深震撼了罗梅君。
1982和1985年，罗梅君再次来到燕园，收集关于生育、婚姻、丧葬的教授论文的中文资料。在北大历史系的帮助下，她到北京郊区的大兴黄村和四季青公社对当地百姓进行访谈调查。访谈的对象涵盖了不同的年龄阶段，其中有对接生比较了解的老太太，也有熟悉农村丧葬风俗的男人。之后在北京相关单位的安排下，罗梅君参加了三种不一样的婚礼仪式。一是北京市的集体婚礼，一共有50对新人报名，因为在当时参加集体婚礼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第二是工厂单位安排的集体婚礼。此外还有在北京郊区参加的家庭婚礼，这更令罗梅君印象深刻，在传统的家庭婚礼中，男女和其家庭的关系、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关系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次经历不仅增加了罗梅君对结婚和婚礼风俗习惯的感性认识，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缩影。
在学术访谈和调查研究之外，罗梅君也常常到中国各地旅行，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在参观游览过程中，她深感于这个东方古国悠久而多元的历史文化，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国际化、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变迁。
行于中国的大地上，走进中国的百姓间，用清明的双眼和开放的心灵，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历史的能力非常重要”，罗梅君强调，“（要避免）盲目地按照德国媒体，或者是按照某些学者既有的思路看中国。”而汉学家作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罗梅君无疑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合作是世界难题的解决之道
汉学是罗梅君毕生的追求，在逐梦路上，她不仅为中国现代发展史的国际研究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同时也积极致力于搭建中德两国友谊之桥，始终以客观开放的态度，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发展。
罗梅君坦言：“如果1974年有人告诉我30年以后（中国）有这样的变化，我们都不会相信，很难想象30年以后中国有了这样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求学期间，她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在之后几十年的合作交流中，她见证了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等领域中前所未有的成就，“对我来说，中国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成功地战胜了贫困。（这一成就）与人民的巨大努力以及国家大力推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罗梅君认为，无论是中国起自儒家传统的“教育优先”的历史文化基础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征求民意、多方协商的政治社会制度都对中国奇迹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密切关注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重要。尽管中国的成功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条件，但一些发展战略如推动教育水平、城市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消除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坚定决心，都值得世界各国的学习。
在《中国日报》的访谈中，罗梅君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始终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同时积极应对遇到的艰难挑战。”罗梅君认为，正是这种“适应性和应对挑战以确保人民福祉的能力”，使得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取得了胜利。而她也相信，具有这种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致力于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通过令人信服的政策让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所有人团结起来”，维持社会稳定并不断进步。
罗梅君在《中国日报》的报道中提到，“世界在各个领域相互联系，我们身处其中并从中获益。对我来说，合作是核心理念。不仅对我，而且对学界、商界和政界许多人来说，合作一直很重要，而且正在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不能再沉溺于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德国对中国的陈词滥调和负面印象，而必须将重点放在相互接受、平等交流和加强合作上，以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气候灾难威胁、全球安全问题、一些国家的粮食危机，这些都是必须通过合作才能一起解决的任务，而德国和中国可以共同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
臧建《回首四十年，一个女汉学家的逐梦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
Alexis Hooi，Firm foundations, 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