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邀请，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教授，将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入选学者，于12月14日至24日到访我校并开展讲学。访问期间，贝罗贝教授将进行两次讲座。此外，贝罗贝教授还将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专家进行一次学术座谈会。

　　二世纪中叶三世纪末(公元 280年)，数十、甚至可能数百种经文初次被译为汉语。 这些译本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然而，对于汉语句法历时演变的研究来说，其研究价值便较之不如了。 主要原因在于：佛经译本的来源并不明确。

　　数十年前，普遍的认识是，汉语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词典编纂家慧琳 (737-820)及玄应 (fl. 645-656)常批评早期的经文音译，并不能体现梵音的本来面貌。不为其所知的是，当时的译文并非译自梵文。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在印度，古典梵文并非主流的佛经传播载体。非但如此，当时人们使用不同的当地语言来传播佛经，即所谓的“普拉克利特语 (Prakrits即土语)”, 其中最为熟知的是“健驮逻 [乾陀罗]语 (Gandhari)”，然而它并非当时唯一使用的当地语言。相反的，我们可以利用汉语译文来识别佛经原文是出自哪一个特定的普拉克利特语。我们同样也可利用梵文译文来识别其原文出自哪种汉语。

　　留存至今的大多数佛经梵文手稿保存在尼泊尔，通常可追溯到公元十世纪或更以后。巴利文(Pali)手稿，多数存于斯里兰卡，则在年代上更晚，大多数最早可到公元十九世纪。虽然在 Gilgit (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以及 Tarim Basin (现新疆) 各处发现的手稿相对要早，但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和最早汉语译文相比也晚了几个世纪。

　　本研究从功能-认知角度讨论近年来句法语义变化的热点问题。更准确地对“语法化”“词汇化”“去语法化”“扩展适应”等概念进行定义；认为“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变化的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是语言接触产生的借用或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汉语语法变化模式。

　　这种模式包括两种内部机制：重新分析和类推；而近年来历史语法研究中的焦点“语法化”则是其次的。因此，应该把语法化、词汇化和扩展适应看作是“重新分析”的次类，而一部分去语法化和词汇化则是“类推”的次类。

　　语法变化的主要动因是语义-语用演变，包括隐喻扩展、语用推理或转喻、（交互）主观化和音韵变化等其他原因。语法变化的第三种机制是外部机制，主要是借用，而目前关于借用一些共性和普遍原则的定义并不合适。

　　阿兰·贝罗贝1944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波尔多。曾先后获得巴黎第七、第八大学双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担任特级研究员，现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终身荣誉特级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讲座教授。

　　他曾先后担任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人文学科部科学副主任、法国教育部人文科学部科研主任、欧盟国际科学代表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INSHS大区科学代表、法国里昂学院院长。贝罗贝先生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学及汉语史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和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曾先后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客座教授。

　　贝罗贝先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留学，2007年曾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他在语义演变和语法演变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国汉语史学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