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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教授

在接受北京大学亚非系主任魏丽明教授和哈佛大学拜顿·杰伊弗教授（Biodun Jeyifo）的邀请成为亚非系海外讲席教授之后，教授费米（Femi Osofisan）正式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他每年的春季学期都会在北大教授非洲文学与戏剧的相关课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访学已经逐渐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聚会。通过文学，非洲与中国这两块同样古老的土地正在得到更深层次的连接。非洲对于中国，中国对于非洲，这是一段正在勃兴着的交互命题。而费米·奥索非桑，终于成为了它的见证者与开拓者。

“非洲到底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回答起来却费心费力。虽然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层面来讲，中国与非洲都因缘匪浅。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和非洲仍旧对彼此知之甚少，甚至大部分对彼此的看法都是基于极少数的真相上的扭曲。用费米的话来讲，“世界在转型成一个地球村，可非洲对大部分在中国的人而言还是一个大森林，充满了神奇的生物，或许还会加上一些极有天赋的足球运动员。”

费米正是在向中国回答这个问题的意义上叙述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很多人认为非洲没有文学，又有很多人认为非洲文学就是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索因卡（Wole Soyinka）”，费米在很多场合回应着这个极为简单化的观点。阿契贝和他的《瓦解》为非洲文学正名，索因卡的诺奖更是在世界层面证明了非洲人手中所握的那杆笔的坚硬有力，但他们同时遮蔽着存在于非洲文学过去与现在的光辉。“非洲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不同民族的组合体，有不同的历史和语言，差异很大的气候区，每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和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这意味着非洲的文学绝不是能用一种文学来概括的，而是不同的文学历史与文学传统。”费米在天津师范大学所作的《阿契贝和索因卡之后的尼日利亚现代文学》的报告中如是强调非洲文学的多样性。

费米教授（右一）

这种遮蔽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的结果。“阿契贝和索因卡之前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非洲作家，但他们没有像阿契贝和索因卡这样在写作生涯伊始就使用了英语并恰好遭遇到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沟通领域地位的迅速上升。”费米时刻注意着阿契贝、索因卡这些著名非洲作家地位上升的全球语境。殖民主义遗留下来了很多问题，不仅是文学的评价，更大的问题在于语言的运用与文学的书写。“是画线决定了非洲的边界。（这使得）仅在尼日利亚一国，就有三百五十多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口语叙述的历史和戏剧表演的特色。”

在这里，写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我生活的地区，大部分人都十分贫困甚至未曾受过教育，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种语言在同一街区、同一个市场上交相混杂——这也是为何我们不得不选择一门大多数人都不会说的外来语来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的原因。”费米曾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感叹，“现在，你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何写作这项事业，对于每一个热爱创作、多愁善感的灵魂而言，都是一种复杂的困境。”

英语的书写带来了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阅读的问题，带来了文学到底是动员还是描绘的功用问题，带来了非洲文学极为复杂的面向。对于这种不得已的选择，费米保有着与阿契贝相近的乐观态度，“他们使用的英语不再是殖民者使用的英语，而是全新的英语，通过对语法和词汇智慧地处理，不仅捕捉到了黑人社会面对白人时的紧张状态，而且捕捉到了非洲这块冲突的大陆上独特的声音、语调和色彩，以及演说的韵律，推论式东拉西扯的模式，以及作品中非洲戏剧人物的哲学式动机。”费米对第一代非洲作家的创作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非洲英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创造与开拓。

文学之中有着全新的非洲。对非洲文学的片面理解正是对非洲片面理解产生的重要映像。费米每次从尼日利亚过来，都会背过来一批非洲作家的诗歌、戏剧与小说。非洲有好文学，非洲有新文学，这些文学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产生，也正在各自的脉络上回应着这一复杂现实。“这是非洲文学的困境，这也正是力量所在。”

费米·奥索非桑是非洲的第二代文学家，他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写出了五十余部戏剧和其他形式的作品，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用何种词汇估量费米和他所在的第二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性都是不为过的。

“尼日利亚文学的色调和方向发生了转变。一批新作家登场。以一种戏剧性的反叛行为，新一代作家高调地背离自己的前人，独立为自己开创出一个激进的新方向。”费米在《阿契贝和索因卡之后的尼日利亚现代文学》的报告里高扬着第二代作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独立之后开展写作，他们的对手不再是殖民主义，而是殖民主义的遗留。在种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的大背景之下，费米们的写作有着“激进的新方向”。“我们希望我们的写作能够壮大那些同邪恶和非正义斗争的人的精神，并且能够破除占据权力宝座的压迫者虚假的自信”，费米对写作给予了很高的期待。考虑到社会的低识字率和口语传统，他们的活动更加关注与下层交流时的媒介与语境。“戏剧表演也不仅仅止步于常规的舞台，止步于剧场内部，而是走向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收音机播放，甚至是街头表演。我们不竭余力地持续发掘着大众媒介，吸纳显而易见的大众娱乐形式服务于我们的教育目的。”写作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斗争，戏剧是他们的重要武器。

戏剧对于非洲是一个舶来品。“drama与theater不同，drama可以指代非洲土生土长的戏剧传统，而theater是有着全新表演方式与表演理念的新传入的话语体系。”非洲深厚的口语文学传统与戏剧传统在遭遇充满现代观念的“theater”之后，碰撞出了他们的未来。费米在很多场合强调戏剧形式的优越性，“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能够同时使用言语与非言语的方式传达思想。非洲传统戏剧充分依赖于各种副语言资源，如哑剧、舞台动作、舞蹈、音乐、歌曲、面具、巫术等；这些都可以弥补使用外来语所带来的缺陷。”显然，费米在考虑戏剧创作与文学写作的现实功用与传播，他要将戏剧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介入到大历史之中。

费米教授（左一）

“对于我而言，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我来选择主题，而是相反的，主题选择我。更准确地说，我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危机作为我创作的灵感。” 写作成为人民日常斗争的至关重要的组分。“戏剧不是知识分子无关痛痒的文字游戏,是内含丰富的政治寓言”，费米显然是非洲“大文学观”的拥趸。与阿契贝相似，费米也注重民族文化在戏剧中的运用，“我在剧本中时刻注意对约鲁巴文化的渗透”，这种民族文化与传统的进入强化了非洲文学的强大政治性与现实指向。但戏剧毕竟是文学，并不是说教，费米看重艺术的娱乐功能。“不能忘记艺术的首要目的是娱乐,是让人感到愉悦和释放；即便艺术要寻求教化和启迪,也只有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才更具说服力。”费米对戏剧创作有着丰富的看法，这些看法常常体现在他的剧本创作之中。

现实的复杂性提供给非洲戏剧以广阔的素材与资源，但费米也同时提醒我们当前非洲戏剧所面临的巨大困难。“非洲戏剧的从业者不依赖戏剧谋生，很少有大学开设戏剧表演专业，因此他们接受着并不专业的戏剧训练。尼日利亚的国有剧团不超过四个，大量的剧团是私营性质、因为爱好而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戏剧群体”，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非洲的戏剧死了么？以尼日利亚剧团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探讨了尼日利亚小剧团的兴盛与衰亡。抛开国内变局不讲，就当今的国际形势来看，费米对非洲的现状并不乐观。“在当今的状态之下重新‘创造‘自己的传统是艰难的。非洲在走向自己的独立之后迅速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的‘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这让非洲无时间、毫无喘息地面临着全新的世界格局。”文学在“创造”这个意义上必须要发挥起它巨大的作用。

正像费米最有名的戏剧《艾苏和流浪歌手》中写的那样：“过去必须结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扫清通往未来的路！嗨，别的地方的人都在向月球派遣宇航员了! 我们也得向未来进军啊！”非洲人民在向前看。文学长期的力量与直面现实的能力，都是这种需求的集中体现。“艺术可以娱乐，但艺术必须能够传递信息和教育读者。这是我们从传统说书人那继承来的遗产，这也是我们希望传承给后继作家的财富。”费米相信着他手中的笔。写，在变局中往往有巨大的力量。

认识非洲，了解中国，中国与非洲的合作需要建立在更广阔的交流与理解之上。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费米工作的意义。费米在北大的任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但他迅速认识到了这次出行的价值。“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一个最让我惊讶的发现是中国和非洲在深度层面对彼此的忽略。”费米看到了中非经济贸易巨大、政治交往密切背后的文化贫瘠，“尽管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尽管中国公司在非洲大量开展贸易、非洲人口向中国主要城市移民也与日剧增，但在如今，中国和非洲仍旧对彼此知之甚少，大部分对彼此的看法都是基于极少数的真相上的扭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非洲需要加强人文经验和文化上的交流。“对两个大陆彼此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了解已经是我们不能再忽略的时代回声”，费米如是说。

“对于增进中非之间理解与交流这一大目的而言，再没有比一部由中国演员和非洲演员合作演出的戏剧更合适了”，费米要将他“跨文化剧本”（Interwoven Bicultural Playscripts）项目在中国延续下去。他曾经改写过《安提戈涅》和《哈姆雷特》，都受到了极好的效果。这次，他将目光放到了曹禺的话剧《雷雨》的身上。

“一部好的戏剧作品的魅力和价值是跨越时空与年龄的，但是它们不能永远保持相同的语调与姿态。我们这些让它们复活的人必须要意识到：当这些戏剧逐渐丧失掉对当代生活发言的能力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必须要被重新构建。”费米对戏剧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他不仅仅是在好作品价值永恒的意义上谈戏剧作品的主题与高度，他同时强调着经典的阐释与再解读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经典的变形造就了经典的新意。对《雷雨》的改编正是他力图完成的事情，最终，他完成了《All For Catherine》。

这次对《雷雨》的兴趣是他一直以来需求的某种完成，“我一直在寻找一部既为中国人熟知，但同时又十分适合非洲现实语境的作品，通过对剧本的改编，来完成建立在双方的共同意义生产。”费米在《 改编版写作谈》中强调《雷雨》对他的意义。遭遇《雷雨》是源于天津师范大学的邀请与曹禺文学馆的参观。这次天津之旅让他切实地感觉到了曹禺话剧的魅力。他在《 写作谈》中回忆道，“当我坐在小剧场看曹禺的话剧，感觉剧作家的灵魂浮现在我眼前，与我对话。我就在那时做下决定，我要改编一部他的戏剧。”真正调动起他创作欲望的是从天津回到北京的飞机上读到的新闻。一家在拉各斯经营制造业的中国公司的非洲制造工人因为多种问题宣布罢工。这则消息触及了中非之间敏感的经济话题，也为国际媒体长期以来的“新殖民主义”的论断提供着砝码与支撑。

费米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重要意义。中国如何自证“双赢政策”，非洲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当前非洲文学的重要语境。“新殖民主义”毕竟是舶来品，然而只有处于这对关系中的中国和非洲才真正具有发言权。真正的关系在被概括的同时面临着遮蔽，还原真相的复杂，才能在真相中看到希望的明天。费米的戏剧寻求的是不仅仅是反映，更是理解。这是费米所有“跨文化剧本改写”项目的题中之义。也正是这样，费米的改编完成了中国历史与非洲现实语境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种“文化间”（bicultural）的对复杂的还原正是中非之间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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