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国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诗人、作家，著有《中国启蒙运动》《张申府访谈录》《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一勺光》等。
舒衡哲
舒衡哲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交换学者之一，同中国、同北大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多年以来，她在研究犹太人历史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整理并出版了多部反映现代中国发展变迁的口述史著作。
1979年，舒衡哲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此后的若干年间多次往返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对于生在罗马尼亚、长在美国的她来说，“故乡”与“祖国”似乎一直是个迷茫而模糊的概念。不过，在与中国同行的几十年间，她在对自我、对时代的探索中逐渐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中国也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请让这位外国学者进来”
作为一名通晓英语、汉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希伯来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多国语言的奇才，舒衡哲的成长经历可谓相当复杂：1947年，舒衡哲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克鲁西地区，那里民族众多、文化迥异，每个人都要面对杂糅的语言环境。对于身为犹太人的舒衡哲而言，虽然二战已过，但身处文化孤岛的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似乎从小就一直被若有若无的阴云笼罩，而这也让她一直有一种“没有母语”的错觉：“当时有人问我，‘你做梦的时候用哪一种语言？’我自己也不知道，感觉快要发疯了。”这一度想让她“逃离自己的历史”，并因缘际会选择了中国。
舒衡哲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学习中文。起初，父母并不同意她的选择，“他们觉得我简直是疯了，在他们眼里，觉得中文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当时是一个很叛逆的女孩，父母说什么，我就反着来。”舒衡哲笑称。或许就是出于那么点青春期的年少轻狂，舒衡哲不仅学了中文，还早早地到访了中国。
“文革”结束后，舒衡哲是较早利用北大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在那个尘封已久的北大图书馆还贴着层层封条的时代，能看到《新潮》杂志是十分困难的，经过一系列的审核、批复，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现国际合作部）将全套《新潮》杂志以及各种馆藏资料提供给舒衡哲，供她进行阅读与研究。舒衡哲回忆道，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拿起电话，对图书馆的管理员说：“请让这位外国学者进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舒衡哲说。
舒衡哲在北大度过了充实而难忘的一年半，北大开放、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为舒衡哲提供了倾听古老东方民族厚重历史长歌的契机。她说：“我永远感谢北大在我一抵达时便开阔了我的眼界。”而“请让这位外国学者进来”这样一句话，不仅成就了舒衡哲与中国历史的对话，也在不经意间给《鹤鸣园》这样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种下了契机。（编者注：《鸣鹤园》是2009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作品，作者是舒衡哲）
对话五四：抚今追昔的记忆共鸣
舒衡哲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其著作《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在学界广受好评。提到自己的研究“初心”，舒衡哲回忆了1979年“五四”当天在北大观看电影《青春之歌》的场景，看完电影，她与中国同学进行了深入交流，而这让她深受感动——那个在大学中文课上高唱《东方红》的女孩，此刻突然有了种安心的感觉。她感觉自己“回家了，到了该去的地方”，对中国的感情更深一层。
在燕园学习、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舒衡哲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通过亦师亦友的乐黛云老师介绍，她认识了王瑶、侯仁之、季羡林等知名学者，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给舒衡哲的研究与生活带来了启发。除此以外，舒衡哲也接触过一些特殊的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反思中国为什么落后，探讨生活的现状。舒衡哲通过他们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脉搏，也体会到了彼时青年的时代风貌。当春天的故事讲遍大江南北，举国上下都洋溢着昂然的精神风貌，舒衡哲也受到了感染，并且将研究对象由鲁迅转移到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中。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北大这样一个充盈着“自由”“开放”精神的沃土，舒衡哲对“五四”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她逐渐意识到，“五四”不仅是启蒙历史，“五四”思想更是从未结束，始终贯彻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发展脉络中。自1979年深秋开始，舒衡哲陆续拜访曾亲历过五四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史访谈。她说：“我真的是通过倾听人们的声音和实地考察来学习中国历史的。”她先后采访了张申府、张岱年、朱光潜、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舒衡哲努力发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遗产。
2009年，她再次重回北大，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研讨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再一次观看《青春之歌》。李大钊和陈独秀是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的研究课题，后来更是成为了她的“朋友”。跟随他们的脚步，舒衡哲真正走进了20世纪中国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之中，也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定位与使命。同时，她也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对自我的体认，用“汉学家”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犹太人眼中的欧洲历史。通过与五四的对话，舒衡哲这位“出走”的人，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搭建出一条连接东西的桥，更在与中国历史的共情共鸣中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乐观”
多年往返中国的经历，让舒衡哲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沧桑变化。作为一名致力于多元文化对话的学者，她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维系东西方的平稳对话。“正如我50多年来研究中国事务和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一样，对话必须更加平稳地进行。这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需要深入推动。最好的情况是，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你对西方有所了解，也是我对中国有所了解。这是最简单的环节，而我很荣幸能参与到对话之中。”她认为，跨文化对话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传统，用质疑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而这是文化对话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部分。
“反思”是舒衡哲经常提及的字眼。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她70年代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教书时，她就经常让自己的学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她在文化上选择与自己的身份和解，但她依然在乎文化交流中的省察和反思，“仅仅赞美过去是不够的，每一种文化都应在立足过去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方式继续发展。”她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始终充满乐观，“文化上的乐观主义必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真正的多元主义才得以生存……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提起早期的那段经历，舒衡哲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伟大的团结者，这对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发展非常重要。”这是舒衡哲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做出的判断。中国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个故乡，她和这里的文化同频共振，被这里的光点亮，又给这里送上星火，继续在异国他乡点亮并影响着更多的人。
疫情暂时给出行带来了不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句来自大洋彼岸的平安，更让我们惦念。闭目回想，舒衡哲记忆会在许多地方游憩，但永远有一处会让她长久停留，那就是始终魂牵梦绕的燕园。
参考资料：
贺桂梅、倪文婷，《回家的路：我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崔嘉楠，《舒衡哲：聆听历史声音，寻找回家的路》，北京大学校报
Alexis Hooi, Grounds for deepening dialogue, 中国日报